（1）有關標記與有關商標或商業(yè)名稱之間在音、形、義等方面的近似程度；

（2）行為人采用其標記的主觀意圖；

（3）行為人標識的商品或服務與他人標識的商品或服務在使用及銷售方式上的關系；

（4）購買者的謹慎程度。非竟爭商品,應當考察以下9個要素:

（1）行為人的商品、服務或商業(yè)被誤認為他人者的可能性；

（2）他人擴展其商業(yè)同行為人進行競爭的可能性

（3）行為人的商品或服務與他人的商品或服務在購買者或使用者方面的重合程度；

（4）行為人的商品或服務與他人的商品或服務在銷售渠道上的重合程度；

（5）雙方商品或服務的功能用途之間的關系；

（6）有關商標或商業(yè)名稱的顯著性程度；

（7）消費者在購買雙方商品或服務時,通常對商業(yè)標識的注意程度；

（8）行為人使用有關標識的時間長度；

（9）行為人采納和適用有關標識的主觀意圖。海姆法》實施之后,美國法院通常根據(jù)原、被告商品的關系將商標案件分為三種類型:當被控侵權者生產(chǎn)的商品與商標所有人的商品相互競爭時如果雙方商標十分近似則可認定存在混淆可能性并進而認定侵權成立。品屬于關聯(lián)性但非競爭性的關系,就應考察其他一些因素如果商品完全不相關,就不會產(chǎn)生混淆,也就不存在商標侵權。這種分類,在直接競爭商品案件中,主要分析商標的近似問題;而在非竟爭性商品案件中,要將商品的關聯(lián)性分析同其他一些因素結合起來總體評估混淆可能性。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法院傾向于將關聯(lián)商品分析和多因素評估方法統(tǒng)一適用于所有的商標侵權案件。認為,即使對于直接競爭商品案件,也不能排除多因索評估方法的適用;該類型案件的特殊性僅在于,更容易做出混淆可能性的認定。巡回上訴法院于1961年判決的Polaroid案是法院適用多因素檢驗法認定混淆可能性的代表案例。olaroid案中,原、被告雙方商標的使用商品為非競爭性商品。指出:“原告勝訴的可能性由許多變量決定:原告商標的強度、雙方商標的近似程度、雙方商品的接近程度、原告擴張和進入相關領域的可能性、實際混淆、被告采納其商標時是否善意被告產(chǎn)品的質量以及消費者的經(jīng)驗和世故。是這個詳盡的目錄也并未窮盡所有可能性——法院可能仍需考慮其他因素”。8項因素雖與1938年《侵權法重術》規(guī)定的標準在用語上存在差別,但是,Polaroid案是對該多因素檢驗法在司法上的首次運用。數(shù)法院隨之通過判例確定了各自的多因素檢驗標準,各法院列舉的因素在數(shù)量上從6個到13個不等,在主要內(nèi)容上則大同小異。獨立先例的法院,比如哥倫比亞地區(qū)巡回法院則使用了類似于Polaroid案的8因素檢驗法。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在polaroid案首創(chuàng)并發(fā)展的多因素檢驗法對美國商標法的發(fā)展具有重大的影響。素檢驗法中的各因素并不是相互獨立的,彼此之間存在著彈性和內(nèi)在聯(lián)系。體案件中,單一因素的相關性和重要性可能發(fā)生轉換。認為,只有在綜合考慮諸因素并合理平衡的基礎上,對混淆可能性的認定才能接近于市場現(xiàn)實。幅所限,本書將不對多因素檢驗法的所有因素逐一分析,主要就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論述:商標、商品、消費者、主觀意圖、證據(jù)問題。